“……《我城》是七十年代的作品，写的‘城’就是香港，作者尝试用一种年轻人的天真观点和语调描述这个城市的生活，当中对不少事物（如升降机、打字机等）的描述也以一种首次接触该事物的方式说出，是世界顿然显得新奇有趣。对于七十年代的城市生活，作者并不作写实的再现，而选择了想象性的再创造。
 
     小说并没有特定的主角和故事主线，时空随意转移，营造了一种多视点的观看方式。论者何福仁以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比喻《我城》的观看方法，认为《我城》的叙述角度就像中国画卷的技法一样，没有视觉中心点，有一种开放随意的多元性。
 
     与批判香港都市商业文化的作品相比，《我城》流露出对香港的热爱和美好的盼望。而且这种热爱并非滥调式的激情表白，而是经过丰富的想象力和调度恰到好处的文学语言凝练出来的深远感受。”
                                              
 
–董启章